1950年为引起美国民众关注他俩决定去杀总统杜鲁门结果如何

  在1950年深秋的一个午后，华盛顿布莱尔大厦前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枪战。两名来自遥远加勒比海岛屿的年轻人，带着必死的决心，试图闯入美国总统临时居所。他们既不是职业杀手，也不是受人指使，而是为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而来。

  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在二楼小憩，丝毫不知道楼下即将发生的一切。这两位年轻人——奥斯卡·科拉佐和格利斯里·托雷索拉，怀揣着手枪，在大厦外围徘徊了整整一个上午。他们不是为了金钱，也不是为了仇恨，而是为了让美国民众知道一个被遗忘的真相。

  这场持续仅三分钟的枪战，最终以悲剧收场。但它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：为什么这两个年轻人会从遥远的波多黎各来到华盛顿？他们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刺杀美国总统？这场暗杀行动背后，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？

  1493年11月，当哥伦布的船队首次抵达这片加勒比海岛屿时，这里还是泰诺印第安人的乐土。当地土著并不知道，随着这艘船的到来，他们平静的生活即将被彻底改变。

  1508年，西班牙探险家庞塞·德·莱昂带领200名西班牙士兵登陆波多黎各。这支小小的军队，凭借着先进的火器和军事技术，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征服了这片土地。1509年，德·莱昂被任命为波多黎各第一任总督。

  在西班牙统治初期，波多黎各的原住民被强迫在金矿中从事繁重的劳动。1511年，阿瓜伊纳卡酋长领导了第一次大规模起义。起义军以传统武器对抗西班牙火枪，最终失败。这场起义虽然被，但却在波多黎各人民心中种下了反抗的种子。

  1815年，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颁布了＂恩惠敕令＂，允许外国人在波多黎各定居和经商。这个决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：大量欧洲移民涌入，他们带来了新思想和革命理念。1868年，拉雷斯起义爆发，这是波多黎各历史上最重要的反抗运动之一。

  1897年，在多次起义和国际压力下，西班牙政府被迫同意波多黎各实行自治。但就在波多黎各人民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时，一场改变岛屿命运的战争爆发了。

  1898年，美西战争爆发。战争结束后，根据《巴黎条约》，西班牙将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。波多黎各人民原本以为能够摆脱殖民统治，没想到只是换了一个统治者。

  美国接管后，在波多黎各推行了一系列改革。1900年，《福拉克法案》颁布，规定波多黎各为美国＂未合并领地＂。1917年，威尔逊总统签署《琼斯法案》，给予波多黎各人美国公民身份。但这些改革并未触及波多黎各人民最关心的问题：自决权。

  1922年，佩德罗·阿尔比苏·坎波斯创建了波多黎各民族党。这个政党主张完全独立，得到了岛上许多年轻人的支持。1930年代，经济大萧条重创了波多黎各的农业经济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。

  1937年3月21日，庞塞市爆发了震惊美国的＂庞塞大屠杀＂。当天，波多黎各民族党组织和平，却遭到。这一事件造成19人死亡，150多人受伤，成为波多黎各独立运动史上最黑暗的一页。

  1940年代末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全球范围内的民族独立浪潮高涨。波多黎各的年轻人开始思考：怎么样才可以让美国政府和民众关注他们的诉求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科拉佐和托雷索拉走上了他们的不归路。

  1928年，在波多黎各圣胡安郊区的一个普通农庄里，奥斯卡·科拉佐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。他的父亲是一名甘蔗园工人，母亲在当地的纺织厂工作。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后，科拉佐全家被迫搬到了圣胡安贫民区。

  在贫民区的街头，年幼的科拉佐常常看到民族党的宣传活动。1937年，9岁的科拉佐亲眼目睹了庞塞大屠杀后街头的抗议。那一年，他的父亲因参与罢工活动被警察逮捕，在狱中度过了三个月。

  格利斯里·托雷索拉的成长经历与科拉佐有些不同。1925年，他出生在波多黎各西部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。他的父亲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教师，母亲经营着一家杂货店。托雷索拉从小就表现出优异的学习天赋，尤其擅长射击运动。

  1943年，18岁的托雷索拉考入了圣胡安大学法律系。在校园里，他结识了许多民族党的学生活动家。同年，15岁的科拉佐也来到了圣胡安，在一家印刷厂当学徒。白天，他负责印刷各种宣传品；晚上，他常常参加街区的政治集会。

  1945年春天，在一次秘密集会上，科拉佐和托雷索拉第一次相遇。当晚的演讲者是佩德罗·阿尔比苏·坎波斯，他呼吁青年人为波多黎各的独立事业做出贡献。会后，两人在一家咖啡馆谈论到深夜。

  1946年，托雷索拉放弃了即将完成的法律学业，全身心投入民族党的活动。他凭借出色的演讲才能，很快成为党内青年团的骨干。科拉佐则利用在印刷厂的便利条件，负责印制和传播党的秘密文件。

  1948年7月，波多黎各议会通过了＂钳口法＂，禁止一切独立运动的宣传活动。民族党被迫转入地下。托雷索拉和科拉佐开始组建秘密联络网，在工厂、码头和大学校园里发展党员。

  1949年底，两人参与策划了一次全岛性的工人罢工。罢工虽然被，但他们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。1950年初，他们被派往古巴哈瓦那，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军事训练。

  1950年10月，波多黎各发生大规模起义。起义军占领了几个小城镇，但很快被美国支持的政府军。起义失败后，托雷索拉和科拉佐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：前往华盛顿，通过一次轰动性的行动唤起美国民众对波多黎各问题的关注。

  10月30日晚，托雷索拉最后一次回到家中。他告诉母亲要去纽约办事，很快就回来。同一天，科拉佐也向印刷厂请了长假。第二天下午，两人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两支手枪，登上了开往华盛顿的列车。他们谁也没告诉家人真实的计划。

  1950年10月31日下午3点30分，科拉佐和托雷索拉乘坐的列车驶入华盛顿联合车站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美国首都。出站后，他们并没有立即前往预定的廉价旅馆，而是搭乘出租车在市区内转了几圈，熟悉周边街道。

  当时的华盛顿正值秋季，街道两旁的梧桐叶开始泛黄。由于白宫正在进行大规模修缮工程，杜鲁门总统暂时搬到了宾夕法尼亚大道1651号的布莱尔大厦办公和居住。这栋建于1824年的四层建筑曾是多位美国总统的临时官邸。

  傍晚6点，两人在距布莱尔大厦三个街区的一家报刊亭买了几份当天的报纸。从报纸上，他们了解到杜鲁门总统正在筹备马上就要来临的感恩节演讲。每天下午，总统都会在布莱尔大厦的二楼书房工作到傍晚，然后在三楼的临时餐厅用晚餐。

  当晚，他们入住了H街上的一家小旅馆。房间里，托雷索拉仔细检查了两支点38口径左的性能。这是他们在古巴训练时获得的武器，子弹数量有限。

  11月1日清晨5点，两人就已经来到布莱尔大厦附近。他们注意到，大厦的安保系统分为三道防线：外围有两个警卫岗亭，分别设在东西两侧；大门口有常驻警卫；大厦内部则有武装人员巡逻。

  上午9点，一辆黑色林肯轿车停在大厦门前，杜鲁门总统在警卫陪同下走出大门，前往国会山参加一个简短的会议。托雷索拉和科拉佐趁机观察了警卫交接班的情况。他们发现，每隔四小时，岗亭的警卫就会进行一次轮换。

  中午12点，两人在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匆匆吃了午饭。托雷索拉在餐巾纸上画出了行动路线图：科拉佐负责解决东侧岗亭的警卫，托雷索拉则处理西侧岗亭。两人同时行动，争取在30秒内突破外围防线，然后直接冲向大门。

  下午1点45分，新一班的警卫开始接班。在东侧岗亭，值班的是约瑟夫·戴维逊和弗雷伊德·博林；西侧岗亭则是莱斯列·柯发尔脱一个人。大门口的警卫是唐纳德·波泽尔，他手持配枪，站在台阶顶端。

  2点整，两人分头行动。托雷索拉装作游客，在西侧人行道上来回踱步，不时抬头看向大厦。科拉佐则借着送报纸的机会，慢慢接近东侧岗亭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他们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。

  此时的杜鲁门总统正在二楼的临时办公室午休，对楼下即将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。大厦内，几名特勤人员正在整理当天下午的行程安排。三楼的会议室里，几位幕僚正在为总统准备感恩节演讲稿。

  2点10分，一群观光客从布莱尔大厦前经过，为行动提供了绝佳的掩护。两名年轻人握紧了口袋里的手枪，等待着行动的最后倒计时。5分钟后，一场震惊美国的枪战即将在这里爆发。

  1950年11月1日下午2点15分，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行人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枪声。在布莱尔大厦前的台阶上，一场生死攸关的遭遇战正在上演。

  第一声枪响来自科拉佐的左。他瞄准了台阶上的警卫唐纳德·波泽尔，子弹击中了波泽尔的左腿。中弹的波泽尔并未倒下，而是迅速拖着受伤的腿躲到了一根石柱后面，同时掏出配枪还击。

  几乎在同一时刻，托雷索拉展现出了他在古巴训练时练就的精湛枪法。他双手持枪，对准西侧岗亭的柯发尔脱连开三枪。前两发子弹击中了柯发尔脱的胸部，第三发打中了他的肩膀。柯发尔脱重伤倒地，但仍就保持着意识。

  东侧岗亭的两名警卫戴维逊和博林听到枪声后立即做出一定的反应。他们从岗亭冲出，分别从两个方向向科拉佐射击。科拉佐仓促间开了几枪还击，但都未能命中目标。很快，他的弹夹就已经打空。

  就在科拉佐更换弹夹的关键时刻，约瑟夫·唐斯警官恰巧从大厦地下室走出。这位原本不在当班的警官看到情况后立即加入战斗。托雷索拉见状立即转向唐斯，连开三枪。唐斯中弹倒地，但他的加入为其他警卫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

  科拉佐更换弹夹的动作显得十分生疏，这给了戴维逊绝佳的射击机会。一发子弹准确地击中了科拉佐的胸口，他当场倒地。托雷索拉见同伴中弹，立即转身想要营救，却发现了自己的弹夹也已打空。

  就在托雷索拉低头更换弹夹的瞬间，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。重伤倒地的柯发尔脱，用尽最后的力气从岗亭里爬出来。他单手支撑着身体，另一只手举起配枪，对准了托雷索拉的后脑。这一枪的距离不过五米，几乎是贴着托雷索拉的头部开出。

  枪声响起的那一刻，托雷索拉甚至来不及转身，就重重地倒在了布莱尔大厦的台阶上。开出这致命一枪后，柯发尔脱也失去了最后的力气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  这场突如其来的枪战，从开始到结束仅仅持续了三分钟。枪声惊动了整个街区，路人四散奔逃，警笛声由远及近。二楼正在午休的杜鲁门总统被枪声惊醒，走到窗前想要察看情况。

  负责总统安保的博林警官立即大声喊道：＂总统先生，请立即离开窗口！＂杜鲁门这才意识到危险，迅速退回房间。此时，大厦内的特勤人员已经全副武装，严阵以待。在三楼的狙击手位置，一名特工正通过瞄准镜观察着外面的一切动静。

  布莱尔大厦前的地面上，留下了清晰的弹孔和斑斑血迹。两名年轻的波多黎各革命者和一名尽忠职守的警卫，在这个平凡的午后，同时写下了他们生命的终章。台阶上遗落的那个装了一半子弹的弹夹，成为了这场悲剧的无声见证。

  枪战发生后的第二天，《》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起暗杀未遂事件。的照片记者拍下了布莱尔大厦前的弹痕和血迹，这些照片很快传遍全美。事件的细节被各大媒体反复报道，波多黎各的独立诉求第一次真正进入美国公众的视野。

  1950年11月3日，杜鲁门总统在内阁会议上讨论了这起事件。会议记录显示，总统特别询问了波多黎各的政治现状。当天下午，白宫发言人宣布成立专门委员会，研究波多黎各的自治问题。

  在波多黎各，这起事件在民众中引起了复杂的反响。11月4日，圣胡安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，超过两万人走上街头。者既有支持暴力抗争的激进派，也有主张和平谈判的温和派。当地报纸《》连续一周在头版刊登相关评论。

  布莱尔大厦枪战也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总统安保系统。1951年初，美国特勤局进行了重大改革。他们在白宫修缮工程中增加了防弹玻璃，改进了巡逻路线，扩大了警戒范围。柯发尔脱警官的最后一枪，成为特勤人员培训中的经典案例。

  1951年3月，美国国会通过决议，授权波多黎各起草自己的宪法。这是美国政府首次正式承认波多黎各的自治权利。6月，一个由波多黎各民选代表组成的制宪委员会开始工作。

  1952年夏天，杜鲁门总统特别接见了在枪战中负伤的波泽尔警官。总统授予他＂杰出服务勋章＂，并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。这次会面被认为是总统对波多黎各问题态度软化的信号。

  同年9月，波多黎各举行了首次制宪公投。尽管民族党投票，但仍有65%的选民参与了这次历史性的投票。最终，超过七成的选民支持建立自由邦的方案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波多黎各将获得更大的内部自治权。

  1953年1月，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了波多黎各问题。他承诺将继续推进波多黎各的自治进程，同时也加强与这个加勒比海岛屿的经济合作。

  科拉佐和托雷索拉的遗体被送回波多黎各安葬。在圣胡安的国家公墓里，他们的墓碑上只刻着姓名和日期，没有一点政治性的文字。每年的11月1日，总会有人在墓前放上鲜花。

  1954年，美国国会通过法案，将波多黎各的地位正式定义为＂自由联系邦＂。这种独特的政治安排，既保留了波多黎各的自治权，又维持了与美国的密切关系。布莱尔大厦前的那场枪战，成为了这段复杂历史的转折点。

  多年后，一份解密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显示，在暗杀事件发生前，科拉佐和托雷索拉给家人留下了书信。信中未提及任何暴力计划，只说＂为了波多黎各的未来，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。＂这些信件现在保存在圣胡安的国家档案馆里，成为那个动荡年代的历史见证。

  这就是人间不公！731部队细菌战犯逃回日本后，很多人在医院、学校等公立机构担任要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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